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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国制造人李潮洋被判三年 剧本修正费定为贿款 安徽

发布日期:2021-02-09 07:47   来源:未知   阅读:

  颁奖词还称:李潮洋担任的不是一个具体负责剧组日常嫡务的制片人,而是一个着重于“剧本的挖掘与修改”或者称之为“项目孵化”的项目制片人。在担任华星公司总经理沉重工作之外,李潮洋坚持看剧本改剧本,重复打磨,不断改进,在“剧本孵化”制片人的途径上尽力前行。

  这与李潮洋在庭审现场的陈说不一致。他在庭审现场表示,党的十八大后,中央反四风,八项规定出台,他退还上述钱款是为了“求得心里平稳”。

义务编辑:张义凌

  应被告人和辩护人申请,法庭首先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针对控方观点,辩方指出,李潮洋作为华星公司总经理,对公司只负有行政管理职责,修改相关电视剧剧本完整不属于他的本职工作。他通过修改剧本获得的收入是合法的劳务报酬,不应被认定为受贿款。

  此外,起诉书还指出,2014年11月,安徽省纪律检讨委员会第六纪检监察室在调查安徽广电原台长张苏洲案件中,向李潮洋调查有关问题。在接收组织调查期间,李潮洋自动交代组织未控制的向张苏洲、赵红梅(安徽广电原副台长)行贿及个人受贿问题。

  中国播送电视协会在给李潮洋的颁奖词中指出:长篇电视剧新版《三国》是李潮洋第一部制片人作品,尔后,其担负制片人的《新安家族》《鲜花朵朵》《永远的虔诚》《乱世佳人》《激动性命》《母亲母亲》《保卫者》《烽火佳人》《未曾逝去的岁月》《生活启发录》《十送红军》《全民目睹》等一部部“思维上破得住,艺术上叫得响”的影视剧失掉了口碑收视双丰产,很多作品取得了“五个一工程”和“飞天”“金鹰”大奖。

  2014年下半年开始,安徽淮南司法机关承当了安徽广电系列腐朽案的办案工作。2017年6月16日,由淮南市谢家集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谢家集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李潮洋涉嫌受贿一案,在谢家集区法院杨公人民法庭一审公开开庭。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旁听了庭审。

  对于“剧本修改费”,谢家集区法院在判决中对此作了阐述,认为李潮洋系安徽广电下属公司的国家工作人员,且对涉案电视剧的修改工作也是李潮洋代表单位所从事的履行职务行为,因而收受的用度与其职务、身份有着不可宰割的严密接洽。换句话说,若不是李潮洋特别的职业身份,相关单位也不会破费数额宏大的资金来请他“修改”剧本,故认定“剧本修改费”为守法所得。

  具体事实如下:

  一份《询问笔录》获排除

  在这一环节,辩方还就案件的定性问题持续辩护。

  辩方指出,李潮洋案原由淮南市检察院侦查终结并审查起诉,但其后“莫名其妙”地被淮南市检察院移交给谢家集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淮南市检察院将本应由该院审查起诉的案件下放给下级检察院,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或司法解释依据。

  此外,根据李潮洋案起诉书,他在案发前退还了115万元涉案款中的113万元,退款原因是“畏惧被查”。

  作为华星公司原总经理,李潮洋在影视行业著名度颇高。

  针对辩方的这意见,审判长认为这与李潮洋案的事实和证据等具体案情无关,不属于法庭庭审的范围。

  在李潮洋涉嫌受贿罪起诉书中,谢家集区检察院共认定了5起事实,送钱人均为影视制作机构相关负责人,共涉及《三国》《乱世佳人》《烽火佳人》等6部电视剧。

  虽然控方证人未能出庭,但辩方3位证人均得以出庭作证。

  对于李潮洋是否为涉案电视剧制作机构与华星公司的合作提供过帮助,控方提供的杨晓明、曹哲等物证言均称,他们以剧本修改费的名义给李潮洋送钱,是为了“和李潮洋搞好关联”,并为当前的合作打下基本。

  华星公司业务内容方面,3人回答是“电视剧项目孵化”,即对影视公司等相关机构选送的剧本进行评估,提出是否能够合作的评估意见。

  在休庭约20分钟后,合议庭称,因辩方不能提供疲劳审判等相关证据,对非法证据消除是否成立不当庭回答。

  国家一级编剧、曹禺剧本奖获得者余青峰和赵冬苓的观点基础一致。余青峰还认为,假如李潮洋每次修改剧本都能签订明白的劳务合同,将有助于认定他收取的剧本修改费的性质。

  辩方还认为,虽然谢家集区检察院有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做出的《关于李潮洋受贿案指定管辖的批复》,但这一批复同样没有法律依据。

  中广联合会是全国性广播电影电视行业组织,担当着广播电影电视行业自律、行业服务、行业维权和学术实践研讨的根本职能,其前身是1986年10月成立的中国广播电视学会(2004年更名为“中国广播电视协会”)。

  辩解人王良其申请称,李潮洋案中,构成于2015年8月13日8时11分至8时55分的《询问笔录》的地点为淮南市煤矿宾馆,其地点不合乎法律划定,且没有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此外,该时段李潮洋还没有归案,何来的《讯问笔录》?

  控方指出,根据华星公司工作流程,李潮洋作为公司总经理,对相关电视剧剧本提出评估和修改意见是其固有职责,他以剧本修改费名义收受钱款的行为属于受贿。

  此外,辩护人王良其2017年12月8日还向汹涌新闻表现,李潮洋案休庭后,谢家集区法院曾到中广联合会电视制片委员会征求有关“剧本修改费”的意见。中广联合会电视制片委员会出具的意见称,李潮洋案所涉“剧本修改费”属于劳务报酬,不应被认定为纳贿所得。

  以剧本修改费的名义,上海艺甲天趣投资治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艺甲天趣”)总经理瞿凡壹送给李潮洋30万元,以感谢他在艺甲天趣与华星公司合作拍摄电视剧《文家的秘密》过程中的帮助。

  起诉书还称,在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调查安徽广电期间,李潮洋因害怕被查,于2014年1月,退给曹哲48万元,退给杨善朴10万元,退给杨晓明10万元;2014年8月,本港台开奖现场报码室,退给瞿凡壹30万元,退给邹文15万元。

  《三国》《浊世才子》等热剧涉案

  此后,庭审进入法庭考察和辩论环节。控辩双方缭绕上述5起事实,重点就案件定性、证人出庭及案件管辖权等问题开展剧烈争辩。

  王良其认为,上述涉案的115万元是李潮洋在本职工作之外,通过为相关影视公司修改剧本获得的劳务报酬,是合法收入。谢家集区法院将其认定为受贿所得,属定性毛病。

  李潮洋曾经通过这些作品获得了良多声誉,而当初,其中的一些作品却给他带来了麻烦。

  全国十佳电视剧制片人

  此外,王良其还指出,形成于2015年8月14日晚9时53分至10时21分和8月14日晚11时47分至15日清晨2时25分的两份《询问笔录》,是在两天两夜不让李潮洋睡觉的情况下做出的高强度连续审讯,属于身材折磨和疲劳审讯。

  第二点不同是电视剧《老男孩》和《我们的生活比蜜甜》。根据起诉书,《三国》《乱世佳人》《烽火佳人》和《文家的机密》等4部剧在制作完成后,均被安徽广电(原安徽电视台)购置并在安徽卫视播出;但《老男孩》和《我们的生活比蜜甜》等2部剧则没有被安徽广电购买,也没有在安徽卫视播出。

  2017年6月16日,李潮洋站到了谢家集区法院的被告席上。

  案件定性方面,控方认为,李潮洋身为华星公司总经理,对安徽广电负有抉择和投资影视项目标职责。在履行职务过程中,李潮洋利用职务之便收受5名电视剧制作机构负责人所送钱款,为这些机构与华星公司合作拍摄电视剧提供帮助。这些电视剧在制作实现后,其中多数又被安徽广电回购,并在安徽卫视播出。李潮洋为多家影视公司谋取了利益,其行动应认定为受贿。

  以剧本修正费的名义,浙江华谊兄弟影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谊兄弟”)事业部总裁杨善朴送给李潮洋10万元,以感激他在华谊兄弟与华星公司配合拍摄电视剧《咱们的生涯比蜜甜》进程中的辅助。

  李潮洋是因收取“剧本修改费”被立案侦查的,而就在被立案侦查前10个月,他还因“看剧本改剧本”被授予电视剧行业大奖。

  证人出庭环节完成后,庭审进入公诉和辩护意见发表环节。

  庭审连续到当天下昼停止,法庭没有当庭宣判。

  为证明上述观点成立,控方举出了华星公司工作流程、杨晓明和曹哲等人证言作为证据。

  谢家集区法院回复称,12月8日,该院对李潮洋受贿案进行宣判,判决书同时投递谢家集区检察院,也同时通知了辩护人到法院领取判决书。此前,该院以布告情势对宣判时间予以宣布,全部审判过程公开透明。

  辩方保持控方证人必需出庭作证,否则不能证实其证言的实在性和正当性。不仅如斯,因控方证人没有出庭,辩方还谢绝对他们的证言进行质证。

  一审开庭近半年后,安徽广播电视台(以下简称“安徽广电”)下属华星传媒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星公司”)原总经理李潮洋(副处级)涉嫌受贿案12月8日一审宣判。

  不外,5起事实中涉案的6部电视剧,详细情况也不尽雷同。

  王良其还申请称,造成于2015年8月15日李潮洋的《交代材料》和《悔悟书》的地点为淮南市煤矿宾馆,其地点不契合法律规定,且书写过程没有录像。

  对于辩护人提出的非法证据,公诉人问难称,对2015年8月13日的《询问笔录》,公诉方将不再作为证据提交。至于疲劳审讯,公诉方则称不存在两天两夜不让李潮洋睡觉的情况,如果说疲劳,办案人员同样疲劳。

  李潮洋,男,1956年12月诞生,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影视文学方向硕士研究生,毕业落后入原安徽电视台新闻中心工作,曾任《安徽新闻联播》总制片人、安徽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任。

  针对控方对《规定》的这种解读,辩方认为属于“文字游戏”。

  对一审法院的这一判决,李潮洋案辩护人、安徽王良其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良其并不认可。

  除华星公司原总经理外,被告人李潮洋更为主要的身份是“全国十佳电视剧制片人”“全国百佳电视艺术工作者”,其代表作品有《三国》《新安家族》《永远的忠实》《乱世佳人》《烽火佳人》《十送红军》《全民目击》等电视剧和片子。

  不过,因控方证人均未出庭,辩方对这些证言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提出质疑,并拒相对其进行质证。

  李潮洋工作职责方面,3人答复是华星公司的行政管理,其中不包括对影视公司选送剧本的具体修改。3人还指出,在李潮洋被撤职后,华星公司新的负责人“从不看剧本,更不改剧本”。

  谢家集区法院称,李潮洋在担任安徽广电下属北京五星东方影视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星公司”)和华星公司总经理期间,应用职务上的方便,为浙江某影业公司等6家单位追求安徽广电合作拍摄或回购电视剧供给赞助,为别人谋取好处,以“剧本修改费”的名义先后收受上述6家单位财物共计人民币115万元。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核心新闻,2016年10月29日,由该中央跟上海鑫竹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结合主办的反腐题材电视持续剧《大路朝东》剧本研究会在北京召开。李潮洋以安徽广电高等编纂、全国十佳电视剧制片人的身份,和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伍皓,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三局副局长向泽选,检察日报社副总编辑赵信,中心戏剧学院教学陈珂,公安部金盾影视文明中心副主任王锰,国民法院影视中央主任田水泉,全国公安文联创作室主任李炳天等17人,一起加入了这次研讨会。

  这3位证人均为华星公司员工,其中一人已离任。他们都曾在李潮洋的引导下工作超过4年。

  庭审从当天上午8时40分许开端,至下午5时40分许结束,持续了一终日时光。

  “惧怕被查”仍是“求得心安”

  原题目:百万“剧本修改费”定为贿款,《三国》制片人李潮洋被判三年

  为证明己方观点,辩方举出了李潮洋与相关影视公司有关剧本修改的邮件往来、李潮洋在电视剧行业的多项荣誉名称、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有关领取劳务报酬的规定等作为证据,并申请了3名证人出庭作证。

  赵冬苓还指出,她收取剧本修改费的情形与李潮洋案不同。她是专业编剧,而李潮洋则是影视名目孵化公司负责人。在一个具体影视项目中,李潮洋到底为修改剧本做了多少工作,他在安徽广电购买这些电视剧的过程中有没有起到作用,这些都须要根据具体情况才干断定。

  6月16日的庭审进行到下战书,进入证人出庭环节。

  (实习生尚佳艺对本文亦有奉献)

  定性争议

  就是否存在王良其提到的这份意见,谢家集区法院12月10日回复磅礴消息称,对李潮洋判决所根据的证据,均系在庭审中经由控辩双方举证、质证、法院查证属实的资料,且所有证据都已在裁决书中予以载明。

  3位证人出庭后接受了控辩审三方的询问,其回答内容基原形同,重要涉及华星公司业务内容、李潮洋工作职责及其对涉案剧本的具体修改情况等。

  被立案侦察后,李潮洋办理了取保候审。固然被免去了华星公司总经理职务,但他依然获得邀请参加一些行业运动。

  以剧本修改费的名义,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中心主任杨晓明送给李潮洋10万元,以感谢他在北京东方恒和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恒和”)与五星公司合作拍摄电视剧《三国》过程中的帮助。

  李潮洋案中,控方共列出了6位证人,其中5位为涉案电视剧制造机构负责人。这6位证人均未出庭作证。

  谢家集区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常炎丽担任李潮洋案审讯长,谢家集区检察院指派两名公诉人出庭支撑公诉,辩护人为安徽王良其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良其和罗亚民。

  谢家集区法院认为,李潮洋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前提,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依法形成受贿罪,依法应予以表彰。

  赵冬苓表示,作为专业编剧,她常常收到修改剧本的邀请。如果接受邀请,她都会与对方签勘误式的劳务合同,并根据具体修改情况收取费用。剧本修改费在影视行业是存在的,但由于各个剧本的情况千差万别,剧本修改费在业内并没有明确的收取标准。

  李潮洋对涉案剧本的详细修改情形方面,因《三国》剧本修改时,3人尚未进入华星公司,因此均不明白《三国》的修改情况。对《乱世佳人》《战火佳人》等其余剧本,3人指出李潮洋确切做了较大幅度修改,其中《乱世佳人》和《烽火佳人》的剧名就是李潮洋提议的。3位证人还曾分辨给相干影视公司发送过李潮洋对剧本修改看法的电子邮件。

  王良其还向澎湃新闻指出,李潮洋案的宣判没有公然开庭,也没有提前告诉李潮洋自己及辩护人。这一宣判是在辩护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作出的,且没有就最新证据再次开庭审理。他对谢家集区法院的做法表示不满,并将倡议李潮洋上诉。

  辩护人认为,上述证据均属于非法证据,向合议庭申请排除。

  就剧本修改费的性质,澎湃新闻在2017年6月采访征询了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艺术副总监、电视剧《红高粱》编剧赵冬苓等资深编剧。

  控方不批准辩方的这观点。他们认为,《规定》涵盖的人员是出品人、监制和策划,并不包含制片人;且《规定》的备注还指出,“因制片人报酬已公道列入剧组本钱估算,固(应为“故”??编者注)不在此从新规定”,阐明这《规定》并不实用于李潮洋的职务??制片人。

  对于这些证据,控方对邮件往来和李潮洋的荣誉称号不持异议,否认李潮洋在电视剧行业的业务才能,但对中国广播电视学会领取劳务报酬规定在该案中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

  根据起诉书,上述5起事实共波及115万元,均为“以剧本修改费的名义”所送。

  辩方指出,涉案6部电视剧的合作,华星公司所获收益均为投资金额15%的固定回报,而这些电视剧是否被安徽广电所购买,其购买程序、尺度与其他制作单位一样,与李潮洋无关。事实上,涉案的6部电视剧只有4部被安徽广电购买;而华星公司从成立至李潮洋案发共投资了48部剧,其中也只有10部被安徽广电购买。李潮洋在该案中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成心和客观行为,公诉方将剧本修改费认定为受贿款属定性过错。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电视制片委员会2003年8月20日发布的《关于出品人、监制、策划领取剧组相应劳务报酬的规定》(中广制字[2003]9号,以下简称《规定》)第二条称,电视剧完成后,担任出品人、监制和策划的人员,根据实际付出的工作量和本人施展的作用,按相应的劳务费标准,领取劳务报酬。据此,辩方认为,李潮洋接受剧本修改费的行为吻合行业规定,属合法劳务收入。

  而在《三国》等其他5部李潮洋案涉案剧中,李潮洋均未与相关影视制作机构签订剧本修改方面的劳务聘任合同,但相关机构与华星公司合作拍摄电视剧的协议均得到履行。

  控方证人无一出庭

  对于控方证人的缺席,合议庭说明称,法庭当时通知了证人出庭作证,但证人因在国外等原因而未能出庭。

  以剧本修改费的名义,东阳紫骏长河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骏长河”)总裁曹哲分两次送给李潮洋50万元,以感谢他在紫骏长河与华星公司合作拍摄电视剧《乱世佳人》《烽火佳人》过程中的帮助。

  据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谢家集区法院”)官网消息,12月8日,谢家集区法院对李潮洋受贿案进行一审宣判,认定李潮洋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分金人民币30万元。

  2010年至2011年2月,李潮洋担任安徽广电总编室副主任,分管电视剧购销;2011年2月至2015年8月,任华星公司总经理;2015年8月,李潮洋被淮南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淮南市检察院”)立案侦查后,被安徽广电免去华星公司总经理职务。

  2014年10月,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现更名为“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简称“中广联合会”)主办的第十届全国电视制片业十佳颁奖礼在西安举办,李潮洋获颁“全国十佳电视剧制片人”称号。

  最大的不同是电视剧《老男孩》。依据起诉书,2012年8月,宏岳金骁与李潮洋签署了剧本谋划(编辑)劳务聘请合同,后邹文以剧本修改费的名义送给李潮洋15万元。此外,因其他起因,宏岳金骁、天歌传媒与华星公司协作拍摄《老男孩》的协定不实行。

  12月10日,就王良其的上述质疑,谢家集区法院向澎湃新闻作出回复。

  在发表辩护意见时,辩护人王良其指出,由谢家集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李潮洋案,存在“通过下降案件管辖级别躲避上级人民法院的监视”之嫌。

  以剧本修改费的名义,东阳宏岳金骁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岳金骁”)总经理邹文送给李潮洋15万元,以感谢他在宏岳金骁、大连天歌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歌传媒”)与华星公司合作拍摄电视剧《老男孩》过程中的帮助。

  谢家集区检察院以为,被告人李潮洋身为国度工作职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115万元,应该以行贿罪查究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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